行政权被视为是最为敏感的国家权力，事实上在现代福利国家行政权的深度、广度、宽度等都体现了行政权的相对敏感性。

各地方具体实施的公共租赁住房制度一般对收入都无严格限定，甚至将人才公寓也作为公共租赁住房的类型之一，从而使公共租赁住房成为保障有稳定就业和中等收入但尚未购房的过渡群体的保障性住房类型。可见，尽管宪法上没有明示，但在具体化宪法第45条物质帮助权的立法上，已经确立了国家保障城市居民实现基本生活的法定义务。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上，针对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供应结构不合理的情况，2005年4月建设部等部委发布《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为了合理引导住房建设与消费，大力发展省地型住房，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对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住房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并在其后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中对各个领域的优惠政策进行了具体化。（二）基本住房需要[13]的保障义务 1、以基本生活为目标的住房保障 住作为基本生活的内容之一，国家当然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保障义务，《条例》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中就包含了住的保障，该《条例》第6条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从其标准确定的依据上来看，其待遇包含了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住的费用的支出。摘要:  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租赁住房分配制度瓦解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包含规制住房自由市场和供给保障性住房二种手段在内的住宅政策。  四、基本住房需要以上的保障义务与政策形成自由 （一）基本住房需要以上的保障 现代福利国家在住房保障领域都远远超越了最低限度的保障，而试图就所拥有的财力和人民之需求，尽可能提供住房的供给。1994年建设部制定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3条明确提出经济适用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2007年建设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将供应对象进一步界定为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第2条），但与廉租房的供应层次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

2005年，国务院转发建设部等七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二年转手交易，免征营业税。在1990年发布的关于缔约国义务的性质的第3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通过每种权利的最低基本水平来界定政府相应的最低核心义务，并列举了各种类型的最低基本水平,如基本粮食、基本初级保健、基本住房和最基本的教育形式。例如，美国行政法主流学说就认为，行政法包括两大类型：一是国会制定的管理行政机关的法。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自制是对个人而言的，意为克制自己。[4]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为此，整个公务员群体具有主动规范、控制和矫正错误行为的良好动机，并且，多数公务员属于知识型、专业性人才，倾向于按既定规则办事，排斥缺乏规律的行为方式，这也与行政自制相互内在契合。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具有支配地位，同时，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享有监督制约权限。

为维系国家长治久安，政府的自我革命，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但行政裁量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行政专横和肆意妄为，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的担当。

所谓伦理，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16]朱丘祥：《中央与地方行政分权的转型特征及其法治走向》，《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第10页。例如，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最早开展的行政三分制的试点改革，就是对行政权力内部建立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机制的一次有益探索。[9]参见关保英：《论行政权的自我控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从地方政府相关立法的总体情况来看，基本上都建立了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程序，但决策前的成本收益分析、风险评估和决策后评估等机制尚未被普遍采纳。2013年11月1日，李克强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涉及面广、触及利益深。而中间的一段，即法律的贯彻与实施阶段，则更多需要依靠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制。不应继续将地区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而应将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社会和谐与民生改善、劳动保护与人民健康等非GDP因素纳入考核体系。

而在控制行政权滥用的途径问题上，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控制有可能发挥更大的效用。以往，我国对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偏重于法律条文和管理技术方面，这可以训练出专业化的操盘手，却不能使其同时具备良好的行政伦理和职业操守，而这些品质和素养已缺乏太多且被公众期待太久。

事前评价能合理地预测风险，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成为确保行政法治的核心制度，而行政自制仅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行为和事实行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所以并不被法学理论所重视。

例如，将授权立法和司法审查的外在约束力内化为一系列的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观念和措施，并最终促使行政机关树立起自我克制和自我反省的道德意识。[10] 行政自制既是一种有关理想型行政模式的描述，也包含为实现该理想目标的具体制度设计。现代公务员伦理规范，可以通过积极的教育和示范而形成共识。[14]应当说，这种以行政过程为中心的新行政法理论，在为行政自制提供可靠理论基础的同时，也逐步引导行政法学围绕行政过程的法治理论向纵深化发展。而面对繁复的行政决策与大量的执法行为，资源有限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只能疲于应对，难以充分掌控。总之，在行政国家的背景下，无法律则无行政的传统行政法治观念已经逐渐被宽泛的法治主义理念所取代，主要表现为法律保留原则适用范围被压缩，很多场合行政不抵触法律即可满足合法性标准。

[17]由于重大决策的实施成本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一旦决策失误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其五，行政自制的动力来源于行政伦理规范、行政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及针对外部压力的系统内部传导和转换机制。

[3]伊丽莎白?麦吉尔：《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制》，安永康译，宋华琳校，《行政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517页。二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以理顺央地关系，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自优势。

但中国短时间内迅速打造的的法律体系，似乎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国家的法治化水平，立法的实效性不足与司法的功能缺位，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具体而言，通过评价标准的导向、评价结果的反馈以及奖惩措施等环节，可以激发行政主体对自身的违法和不当行为的免疫功能，可以遏制错误发生、反省不当的行政行为、鼓励正确的行政行为，并通过行政评价实现行政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如前所述，行政行为的违法与不当并非仅集中于行为后果方面，只有针对行政过程全面的观察与分析才能作出客观评价。  四、途径选择与机制重构 （一）途径选择 应当说，为防止行政权滥用、提升行政合法化水准，行政的自制与他制是各有分工的。这些外部力量，能够时刻给行政权的享有者和行使主体施加强大的影响力，提醒并促使其抑制权力的恣意妄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政法学的研究转向行政过程，即将关注重点和分析视角从上游的立法和下游的司法转向行政自身，包括行政自身的宏观与微观过程、行政决策与具体行政行为的运行与操作，并从行政组织和人员的心理、习惯和言行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与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考察，从而进行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以期达到提升行政合法性与实效性之目的。

只有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相互配合的完整的绩效评价系统，才能实现行政绩效评价的自我监控功能。当前的绩效评价主要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者行政领导对所属公务员来实施。

  崔卓兰，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由此可见，针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和控制，我国采取的是中央政府提供政策指引，地方政府则通过制定行政内部规范（包括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实施自我规制。

就简政放权改革的具体内容而言，可分为放权、分权、限权三个环节。但在现实层面，行政机关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扩张态势则相当明显。

—这也是行政自我规制的目标和效果（应当）优于外部法律规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对自我规制的忽视绝对是一个错误。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法学家特伦斯·丹提斯与阿兰·佩兹提出：传统宪法学对规制行政机关的路径仅限外部控制，即只通过议会和法院来控制行政机关，这种主流方法虽然重要，但现在议会和法院根本无法完成控制任务，所以应更多地关注行政机关的自我控制。而所谓行政自制，恰恰主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可以实施有效的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制、自我纠错。

其一，建立成本收益分析制度。行政机关享有了广泛的行政决策权与行政裁量权。

由此可见，行政国家虽然并不排斥法治，但的确给行政法治的实现出了一道难题。对于普通公务员而言，遵章守法、服从命令、恪守惯例是取得政绩、获得晋升、提高福利最直接和稳妥的保障方式。

合适的目标能够诱发行政主体的动机，约束政府行为的方向。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研究中，在规范制约行政权方面，更倚重立法过程与司法过程，而对行政过程本身的作用甚少关注。